这是本系列文章的第四篇。本章主要讨论印章文字与印文的关系，也兼说明代前期的篆刻以及阴文与阳文的辩证关系。

四、成文

印以字为文，秦、汉以来其文一。六以降，文始二。文二名亦二。其文朱者为阳文，其文白者阴文。

印章以文字为印文，秦汉以来印文样式统一；六朝以后，印文开始分为两种类型，名称也随之不同：印文凸起呈红色的称为阳文，印文凹陷呈白色的称为阴文。

其实我们知道，自印章出现伊始，就有阳文与阴文两种样式，而周应愿所在的明初，秦以前的印章尚未现世，是以，他的眼光被局限在秦汉，所以他说六朝以后才出现阳文印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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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印里的阴文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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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印里的朱文印

阳数奇，文亦若奇，阳文乃妙；阴数偶，文亦若偶，阴文乃妙。所以阳文文贵清轻，阴文文贵重浊。重非重滞，浊非汙浊。方平正直，无纤无巧，无悬无剩，转运活而布置密，乃为上乘。轻清象天，重浊象地，物各从其类也。秦汉印文，载在印谱，唐宋名公，散见书帖，世多有之，故弗论。

阳数为奇数，阳文的笔画数也多取奇数，这样才显精妙；阴数为偶数，阴文的笔画数也多取偶数，方为佳构。因此阳文贵在轻灵清雅，阴文贵在厚重沉浊，要注意，这里的“重”并非呆滞，“浊”并非污浊。印文需方正挺直，无纤细雕琢之态，无悬空多余之笔，笔画转折灵动而布局紧凑，才算上乘之作。轻清象征天，重浊象征地，印文风格皆顺应其属性归类。秦汉印文多见于印谱，唐宋名家的印文散见于书帖之中，世间流传甚广，故在此不再赘述。

这里的阳文文贵清轻，阴文文贵重浊，是吴昌硕出现以前较为重要的篆刻审美原则，值得思考！

国朝篆学，相传有滕吏部亨”、程太常南云、金太常湜。最著有李文正东阳，后又有乔少保宇、景中允旸。至文待诏徵明，能兼诸体，犹曰：“吾于篆则不能，隶莫吾如古人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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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南云篆书“方壶真迹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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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湜篆书“孝经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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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篆书“藏真自序”

本朝的篆书学问，相传有吏部的滕用亨（版本的原因，这里应该是少了一个“用”字）、太常寺的程南云、太常寺的金湜几位名家。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文正公（李东阳），后来又有少保乔宇（乔宇曾封少保）、中允景旸（一作景阳，官至左春坊左中允）传承这一学问。到了待诏文徵明时，他能兼通多种书体，却仍谦逊地说：“我在篆书方面不算擅长，隶书也比不上古人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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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徵明《隶书千字文》（局部）

子博士彭，克绍箕裘，间篆印，兴到或手镌之，却多白文。惟“寿承”朱文印，是其亲笔，不衫不履，自尔非常。

文彭（文徵明长子，曾任国子监博士），很好地继承了家族的艺术传统。他时常钻研篆书并书写印稿，兴致一来便亲手（动刀）刻印，作品大多是白文印。唯独“寿承”（他的字）这方朱文印，是他亲笔所刻——风格洒脱不拘、毫无雕琢之感，自然显得格外不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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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彭画像

周应愿将“不衫不履”评为较高层次的审美。其实这是始自魏晋六朝之后的审美理想，认为“初发芙蓉”比之于“错采镂金”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。如宗白华先生所说：“在艺术中，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人格，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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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为文彭亲手镌刻的印章

教谕嘉，真楷、行草渊源胜人。金陵有徐霖，所谓髯仙者，豪荡自喜，无论其他，篆似出元周伯琦上。吾吴祝京兆允明、王贡士宠，书名冠天下，然不以篆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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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嘉楷书《兰亭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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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霖篆书《千字文》（局部）

教谕文嘉（“嘉”指文嘉，文徵明次子，文彭之弟，曾任涞水县学教谕，但这里的教谕或指文嘉得到文徵明、文彭的指导教正），他的楷书、行草书，在技法渊源与功底上远超常人。金陵有位叫徐霖的人，就是人们所说的“髯仙”，他性情豪放不羁、自得其乐，别的暂且不说，他的篆书造诣似乎还在元代周伯琦之上。我们吴地的祝允明（曾任京兆尹，世称“祝京兆”）、王宠（贡士出身），书法名声冠绝天下，然而他们并不以篆书闻名于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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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允明行草《牡丹赋》局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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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宠小楷《楼东赋》（局部）

祝有“吴下阿明”朱文印，空远有韵。王有“韡韡斋”朱文印，盖指都宪守，情谊蔼然。唐伯虎寅，罢黜后，每作画辄印“南京解元”作记，意色凄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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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、王、唐三人的抒情印

祝允明有一方“吴下阿明”朱文印，印文意境空灵悠远，韵味十足。王宠有一方“韡韡斋”朱文印，大概是为纪念御史的操守而刻，印中寄托的情感蕴意深厚。唐伯虎（即唐寅）科举被罢黜后，每次作画都会钤盖“南京解元”印章作为标记，字里行间满是失意凄凉的意味。按：“解元”为科举乡试第一名的称谓，唐寅于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中南京乡试解元，后因会试舞弊案被罢黜，终身不得为官，“南京解元”成为其人生高光与遗憾的双重象征，故钤此印时暗含“怀才不遇”的凄楚。

杨修撰慎，参校古文篆学，吾无隐乎尔。丰吏部坊，多蓄古碑刻，自大小篆、古今隶，一一临摹逼真。许太仆初，喜篆扁额，作径寸外字，篆印手镌，仿佛文博士。陈道复淳、王吏部穀祥，俱善篆，陈有“白阳山人”白文印，王有“司勋氏”朱文印，疏朗多遗，通雅兼至，不妨各适。周公瑕天球，篆正醇美，有“六止园”白文印。王百穀穉登，隶为近时第一手，有“半偈庵”白文印，名其堂日“解嘲”，又有“解嘲堂”朱文印。诗曰：“斋中落日尘蒙偈，泽畔浮云句反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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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坊《各体书诀册》（局部）

翰林院修撰杨慎（《三国演义》卷首词“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”的作者），参与校勘古文篆学，对这方面的学问毫无保留地分享与人；吏部丰坊收藏了许多古碑刻，从大篆、小篆到古隶、今隶，每一种都临摹得惟妙惟肖；太仆寺官员许初，喜爱用篆书书写匾额，能写一寸以上的大字，篆刻印章也亲自操刀，风格近似文彭；陈道复（陈淳）、吏部王穀祥，都擅长篆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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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、陈、王“解嘲”等三印

陈道复有“白阳山人”白文印，王穀祥有“司勋氏”朱文印，二者布局疏朗、意趣悠远，兼具通达典雅之韵，各有各的精妙之处；周公瑕（周天球），篆书纯正醇厚、秀美典雅，有“六止园”白文印；王百穀（王穉登），隶书堪称当时第一，有“半偈庵”白文印，将自己的厅堂命名为“解嘲堂”，又刻有“解嘲堂”朱文印，还题诗道：“斋中落日尘蒙偈，泽畔浮云句反骚”。

张伯起凤翼，自篆“张伯起”三字白文印，“白”字半藏“已”颈，配法辏合，精巧之极。张幼于献翼，扁所居斋日“可一”，有“可一居士”印，铮铮箫瑟。云间莫廷韩云卿，书法爽逸，不让乃公方伯，穷通寿天，大是可悼，印多名笔，而旧名“是龙”印绝佳。其刻印，吾吴有王少微幼朗，少承父元微法，今年七十余，目力不竭，手持寸铁若弄丸，每出诸袖中，甚精锐，遇其得意，不让秦汉印章，其朱文更得不传之秘。

张伯起（张凤翼），亲自篆刻“张伯起”三字白文印，“白”字的下半部分暗藏“已”字的颈部（指字形结构穿插），搭配极为紧凑，精巧到了极点。张幼于（张献翼，凤翼弟），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可一”，刻有“可一居士”印章，印风刚劲清峻，如箫瑟之声般铿锵有韵；云间（今上海松江）的莫廷韩（莫云卿），书法爽朗飘逸，不逊于其父莫如忠，他的穷通得失、寿命长短（指命运多舛），实在令人惋惜，他的印章多出自名家之手，而早年的“是龙”印最为精妙。说到篆刻，我们吴地有位王少微（王幼朗），年少时继承父亲王元微的篆刻技法，如今已七十多岁，视力依然很好，手持刻刀如同玩弄弹丸般娴熟，常常从衣袖中取出（刻好的印章），风格锐利精湛，每当他刻出得意之作，其水准不亚于秦汉时期的印章，尤其是朱文印，更掌握了失传的绝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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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、沈“石田”等三印

许仍野辈工深，惟遇小敌则勇。歙詹正叔泮，刀法蹇蹇，正合玉筯。后生可畏，以待来者。摹印一脉，正未可量。

许仍野等人篆刻功底深厚，但仅在面对水平稍逊的对手时才显得勇猛；歙县的詹正叔（詹泮），刀法刚劲有力、不偏不倚，正契合“玉筯篆”的风格。后生晚辈令人敬畏，值得期待未来的发展，篆刻这一脉的传承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
实际，明代杰出的篆刻家还有很多，只是在生年上都晚于周应愿，同时代的何震彼时在边关游历，因此周应愿未提及。

吾家恭肃公，所遗“白川”二字印，扶疏遒劲，与沈启南公“石田”二字印俱白文，（图47）篆法颇类，竟不知谁人作。寻甸公有“二千石印”，家君有“溪上丈人”印。名予兄弟三人，日应愿，曰应宪，日应懿；字曰公谨，日公章，日公美。印则以“弘训堂”赐予，以“懋训”“式训”堂赐予两弟，俱幼海公篆，少微公刻者。少微又自篆“公谨”印遗予，日：“尔惟公谨，弘公丕训。”予再拜受之。

我家恭肃公（周应愿曾祖周用的谥号）留下一方“白川”二字白文印，线条舒展遒劲，与沈启南（沈周）的“石田”二字白文印，篆法颇为相似，终究不知出自何人之手。寻甸公（周应愿祖父周国南，曾任云南寻甸知府）有一方“二千石印”，家父有一方“溪上丈人”（周父周采号）印。先祖为我们兄弟三人命名：应愿、应宪、应懿；取字：公谨、公章、公美。印章则有“弘训堂”印章赐予我，赐予两位弟弟“懋训堂”、“式训堂”印章，这些印章均由幼海公篆书，少微公（王幼朗）镌刻。少微公还亲自篆书一方“公谨”印赠予我，并嘱咐道：“你当秉持公谨之心，弘扬先祖宏大的教诲。”我（恭敬）跪拜后接受了这方印章。

予所刻，白文印十之七，朱文印十之三。

我所镌刻的印章中，白文印占十分之七，朱文印占十分之三。周应愿自己也刻印，他强调这一则，反映出明代印坛“白文为基，朱文为巧”整体风格。

凡物相杂故曰文，五色错综乃成华美，经纬就绪乃成条理。此言虽大，可以喻小。

世间万物相互交错混杂，故而称作“文”，五色交织错杂才形成华美，经线纬线安排就绪才构成条理。这话虽然宏大，却可用来比喻印章的道理。

有慕古之士，欲废阳文，谓非汉以前法。不知一显藏间，唐其文，汉其法，追蹄迒之始，穷孳乳之原，通昼夜之象，明幽明之故。妙矣！其不测也哉！

有崇尚古制的人，想要废除朱文印（阳文），声称这不是汉以前的古法（我们知道，其实汉印也有朱文，只是明代文人限于认知，以白文为正格，而朱文为“弄巧”，鉴于此，周应愿在这里做了认真辨析）。他们殊不知，在一显一藏（朱文凸起为“显”、白文凹陷为“藏”）之间，印章的文字可追唐之雅致，技法却能守汉之根本；探究文字起源的踪迹，穷尽字形演变的本源，通晓昼夜明暗的表象，明了幽隐显明的缘由，其中的妙处真是深不可测！

所恶于朱者，恶其如唐也，如宋也，如汉则无恶于朱矣。庄子善虚，以其虚，虚天下之实；太史公善实，以其实，实天下之虚。印之有阴阳也，其文之有虚实乎？

人们厌恶朱文印，是厌恶它流于唐、宋以来的浮华风格，若能契合汉印的质朴本真，便不会对朱文印有所排斥了。庄子善于用“虚”，以他的“虚”，容纳天下的“实”；太史公善于用“实”，以他的“实”，填补天下的“虚”。印章有阴文（白文）、阳文（朱文）之分，不就如同文章有虚有实吗？

故曰：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，独天不生，三合乃生。

所以说：独阴不能生发，独阳不能生发，单有天道也不能生发，三者相合才能生成万物。

诗，古无四声韵，无韵亦无律。唐沈、宋律，李、杜遂律，高、岑诸名家亦律，自我作古，无害于义，有何不可？欧治作干将阳龙文、莫邪阴漫理，阴阳相半，剑气冲腾。诸葛孔明八阵图，妙在阴阳，生生无已。今人手印，能识相生，其庶乎？

诗歌在古代本没有四声韵律，没有韵律也就没有格律；唐代沈佺期、宋之问确立律诗格律后，李白、杜甫随之遵循格律创作，高适、岑参等名家也沿用格律。

既然可以自我开创古法（此处当然指的是合理创新，而不是孟浪狂怪），又不违背核心要义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欧冶子铸造干将剑时，剑身刻有阳文龙纹，莫邪剑刻有阴文漫理（自然纹理），阴阳纹饰各占一半，剑气冲天而起；诸葛亮的八阵图，精妙之处就在于阴阳相生，循环不绝。如今人们篆刻印章，若能领悟阴阳相生的道理，大概就能接近篆刻的真谛了吧？

《易》曰：通其变，遂成天下之文。

《易经》说：通晓事物的变化，就能成就天下的“文”（此处的“文”，应当兼指文饰、文理与文化）。

（【《印说》细读】之4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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